《传习录》与阳明心学——中国传统文化修身法理

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政策背景

传统文化复兴是大趋势。近几年来，习总书记在各级各类文化会议的讲话中国，多次提到要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使得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能更好地传承。

王阳明的《传习录》是中国儒家重要著作，是明代心学的代表著作，也是当代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和众多中国知名企业家奉为圭臬的经典，在东亚文化圈有着极大影响。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燕京学社社长杜维明认为王阳明为儒家传统中的仁爱之心和同情共感提供了简洁有力的解释。《传习录》适应时代浪潮和国家政策，对指导我们的现实生活也有许多帮助。

二、《传习录》的成书背景与王阳明生平

（一）成书背景

《传习录》是儒家典籍，但也汲取了佛、道两家的修身方法。《传习录》出现的时代背景，是中国思想史三教合一的大潮。儒释道三家学说在中国长期并存，必然互相影响，所以有了“三教合一”的说法。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儒学在与道教、佛教的碰撞与交锋中，吸取了二者思想中的某些部分，三家学说的界限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中国文化的共同精神逐渐变得明晰。

儒家的仁爱良知、道家之“道”中蕴含的善德思想以及佛教“明心见性”的本心有其一致性，它们都内在于人的精神，是人生的“指南针”。中国哲学的基础是天人类比，无论哪家宗教哲学对外部世界有怎样的解读，最终目的都是要用以指导人的生活实践。所以，无论人是避世隐居还是入朝为官，三教所说的这种“内在精神”都能够影响人的意识境界和处事水平。想要明体达用来提高自己的处事水平，就要做修身的功夫。三教在功夫上也有一致性，就是取静。

此外，明代中叶，民营手工业取代官营手工业成为了消费品市场的主要供货来源，随之兴起的商品经济象征着传统中国社会里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生产形式与消费形式上的变化也助推了社会中个体意识的抬头。用外力规范人的行为已经脱离时代需求。位于这个历史节点，在长期以来的三教合一思潮下，在儒学已经吸收部分佛教、道教思想的铺垫下，王阳明顺应时代潮流，以《传习录》一书阐发了从心出发的道德观念。

（二）王阳明的生平

王阳明（1472-1529）大名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余姚人，后世多称其为王阳明。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军事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起家刑部主事，历任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qiān）都御史（隶属督查院）、南赣巡抚（拥有一省行政、军事、监察、司法等各项权力，与总督同为地方最高长官）、两广总督（直属中央的军事长官）、南京太仆寺少卿、南京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明清时期都察院主管）等职，接连平定南赣、两广盗乱（地方盗贼）及朱宸濠之乱（藩王割据），成为明代凭借军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嘉靖七年年十一月（1529年1月9日），逝世，时年五十七。明穆宗继位，追赠新建侯，谥号“文成”。万历十二年（1584年），从祀于孔庙。

科考出身的王阳明，历任军事、监察、司法方面的职务，在用兵作战上大有作为，难能可贵。宦海沉浮一生，王阳明的政治力道德感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都非常出色。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心学思想分不开。

现行本《传习录》是嘉靖年间由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搜集同门们对老师言语的记录及与老师往来的书信，最后整理定稿而完成的。《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思想，是王阳明的代表作，也记载着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儒家哲学著作，被视作阳明学派的‘教典’”。

我们以《传习录》为中心文本，结合王阳明的人生经历来介绍他的思想。《传习录》的主要内容包括“立志成圣”“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内容。“立志成圣”强调只要立下成为圣人的志向，最终一定可以成为尧舜、孔孟一般的圣人，这是个人意志可以决定的，但首先需要鉴定这个而目标。“良知”就是每个人心，是人的道德和智慧。“致良知”告诉大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处理事务的方式使“良知”显露出来，活一天，就有新的问题要处理，所以“致良知”的功夫是没有尽头的。“知行合一"就是让“良知”的种子通过实践行为长成大树。王阳明认为如果人的道德原则来源于外在约束，那么人可能做不到，行为上做到了，也可能不真诚。对外在约束的关注，反倒让人性中本来存在的善被削弱了。对“仁义礼智”的学习需要立在本性的善良中。他认为道德良知就在人的心中，人们要成为圣人，需要做的只是听从自己的内心。最后谈谈对我们普通人的现实生活有什么帮助。

三、《传习录》主要内容

（一）立志成圣

中国文化有成圣的传统。孔子说“吾十有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什么是随心所欲不逾矩呢？这是圣人的标志：脑子里一出个念头就是仁爱，大善德。《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天子到百姓，都要以成圣为目标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生活行为。《大学》有名的三纲领、八条目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说的是学习的最终目标在于提高道德水平，是对圣人的要求。《中庸》被誉为“圣人的教科书”。书中说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说的是圣人有高尚的道德；书中还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说的是圣人要有稳定的情绪。总体而言，圣人的形象是内圣外王，内在身心是圣人，外在事业旺盛发达。

王阳明家世不凡，父亲为南京吏部尚书，他从小勤敏好学，刻苦之余却闪现出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宏大气象。一日在私塾课上，十一岁的王阳明与私塾先生讨论何为人生中最要紧的事，当大多数学童的答案是“读书登第”时，王阳明却说人生第一等事是成为人中圣贤，成为在社会生活中最富有智慧和道德的人，在人格修养上登峰造极。少年王阳明的这一句话，奠定了他一生事业的根基。立志成为圣贤是王阳明人生的出发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人修身的目标。成为圣人是王阳明一生的志向。在《传习录》中，王阳明强调“立志”。在《示弟子立志说》中，王阳明为自己的学生立下“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四条为学的准则，其中放在首位的就是“立志”。在王阳明的认知中，“立志”是任何一种成功的基础，他认为“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一个人的生活如果没有志向，就好像大海中航行的船失去了舵，任凭怎么划桨也无法到达想去的地方。志向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想要完成的目标”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深深埋藏于心中的信念，只有这种信念能支撑人度过实现理想的路上最艰难的日子。

在立下成为圣人的志向后，王阳明在人生经历中探索成为圣人的方法。他作为一位儒家学者，首先完全依照当时流行的程朱理学行事。朱熹提倡的“格物穷理”，就是要通过认识大量现象来总结一种普适的规律，以此规范人的行为。王阳明想要实践一下怎么格物穷理。于是一连七天静坐在竹子前，想悟出竹子的道理。他废寝忘食、目不转睛地看着、想着，一直坐得支撑不住，病倒了，也始终没有体会出竹子的道理来，这件事史称“格竹事件” 。格竹一事让王阳明彻底放弃了一事求一理的方法，而且他发现世界上的事物太多，通过穷尽物理来达成人性、成为圣人行不通。他始终坚信圣人可学，只是方法上出了问题，他在自己一生漫长的实践中得出了一套中国文化里人格修养的方法，也就是成圣贤之法，最终“龙场悟道”。

考中进士后，王阳明当上了刑部主事。刚刚开启官场生涯，他就因为向皇上进忠言而遭到佞臣的迫害，被贬谪到贵阳。生活困难，思想困苦，身体挑战，死亡的威胁让他十分痛苦，但此时他仍然没有放弃成圣人的志向。就在这时，他悟出了成圣人的道理，那就是无论生活遇到什么样的事，都能够在困境中找到出口，而这个扭转困境的方法就源于自己的本心，也就良知。是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事件。《阳明先生年谱》记载：（阳明）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龙场悟道的时候，正是王阳明一生中最困苦的一段时光。政治上被迫害，被贬谪到贵州。道是当下，圣人是能应对好事和坏事的人。在乐观和讲学中，王阳明结束了自己的三年贬谪时光，来到庐陵当知县。

（二）《传习录》中的“良知”

王阳明“良知”也与孔子的“仁爱”思想一脉相承。孔子说“仁者爱人”“仁也者，人也”  。因为仁爱，圣人才制定礼法，确立道德标准。人也因为内心充满仁爱，才恪守礼义道德，有别于禽兽。良知道德又以孔子提出的儒家“仁爱”观为基础。孔子所说的“仁爱”将道德的根源归结于人的先天情感，归结于人的爱人之心。人心首先有“爱”，才由这份爱生出“德”。在中国古代，父母去世之后，孩子要为父母守孝三年。在孔子口中，守孝三年的行为不是出于他人的强迫，而是因为对父母的爱。出于这样的爱，他们在失去父母以后悲痛万分，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沉浸在悲痛中无法做别的事情，这才渐渐有了守孝一事。

 “良知”一词，最早源于孟子。孟子是一个坚定的性善论者，在孟子看来，良知主要是富有善意的情感认知，人人都有同理心和同情心。每个人生来就会恻隐，见不得别的生命遭受痛苦；每个人生来就会辞让，对物质没有强烈的占有之心；每个人生来都懂得羞恶，对残暴不善的行为会有发自内心的厌恶和远离。每个人生来就懂得是非，在恻隐、辞让、羞恶的情感基础上，懂得分辨行为的对错。

在孔子所述“仁爱”的基础上，王阳明扩大了爱的流通范围。在王阳明眼中，圣人对天下人的爱没有亲疏分别。这种不分亲疏的大爱会让人爱生活中的每个人，让内心的大善德遍及自己面对的每个对象。“仁爱”带来“良知”，“良知”使人拥有“良能”。在贵州龙场的困境中，阳明正是在对身边人的照顾中悟出了面对困境的方法，也悟出了做圣人的道理。

王阳明认为这种“富有善意的情感认知”是人生命形态的根本，在母体里的胎儿，先有“良知”，才慢慢成人形。“至善是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的语境中，这种作为人生命形态根本的“良知”也叫“心之本体”，即心体。“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心体就是人的神志，是意识，是人性中能指引人做善事的引导力。

王阳明对儒家传统性善论做出了进一步的说明，对性善论有了更加坚定的立场，儒家的仁爱道德也在其发展之下变得更加纯粹宽广。在中国的文化价值中，道德的地位与人本身齐平，只要有人，那就是善良的人，这种对道德的重视将在中国人的价值判断中产生重大的作用。

王阳明结束了自己的三年贬谪时光后，明正德五年，王阳明升为庐陵知县，庐陵县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安县。在这里，王阳明通过实践自己的“良知”，赢得了村民的爱戴，把当地治理得好，有政绩，助力了事业的成功。办公的第一天，庐陵的老百姓全都涌到了大堂前，大家齐刷刷地跪下，要求新来的知县减免赋税。王阳明了解情况后得知，庐陵县是山区县，本来赋税就很重，这年朝廷还下令庐陵县上贡本地并不出产的葛布，百姓的日子就更难过了。王阳明认识到，这样下去终究会酿成大患。于是他当即宣布说：“诸位父老乡亲，我会将你们的苦情向上级汇报，不仅今年新增的葛布钱不用上交，而且往年所欠的所有赋税也全部免了。”这下，王阳明在庐陵县名声大振。庐陵人感激王阳明，王阳明趁势发布告说：“你们打官司，我不反对。今后你们如果认为自己要上诉的事通过道德原则可以解决，就不要来告状。”这份告示贴出时，百姓们还沉浸在减免税收的欢乐和对王阳明的感激中，心境已被王阳明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此地的官司果真越来越少。所谓政治力，无非是一个人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主要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和由此衍生的互利互惠。王阳明以仁爱为基础，以身作则地感化他人。先为人，人自然为己。

 “本心”就是“良知”，“良知”有道德和智慧两重属性。在中国文化中，对智慧的追求与对道德的追求是一体的，也是一样重要的。圣人除了有道德，还是有智慧的人，成圣人的学问，也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更聪明的学问。古人所说的“心”，大概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大脑意识。眼耳口鼻看到的、听到的、尝到的、闻到的这些单一维度的信息，都需要经过“心”的处理，综合成我们的认知，并由此产生应对问题的方法。王阳明所言“凡知觉处便是心”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中所遇到的大事小事，其实都是需要依靠对信息的综合考量决定自己的做法，因而把握信息对后续的问题处理方式和结果是否尽如人意有着决定性的作用。“本心”的智慧通过对外部事物敏锐的感知来领悟人在遇到问题当下所处的境况，从而获得比一般人更完整的视角，获得更加丰富的信息。

中国人所说的智慧或是聪明，总体现在做事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某次出行碰上下雨，要选择共享单车加地铁出行才不会被堵在路上，还是要选择打车出行避免淋雨呢？距离合适的话步行会不会更快？看似一件小事，不同的人却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些人机灵的处理方式会让我们赞叹这个人“好聪明”。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处理好，有的人不能？这就是所谓的良知智慧功能的体现，也就是王阳明说的“心“的知觉功能。

按照王阳明的认识，既然“本心”、“良知〞人人有，智慧又是“良知”的属性，那么有的人看起来没有智慧，其实只是没有把智慧发露出来。人心就像一面镜子，当镜面干净，就能接收和处理更多信息，不会遗漏，从而做出准确的判断；当镜子蒙上了灰，做不好事的人事后就总会觉得有“没注意到的事情”。王阳明说“凡人之心如昏镜”而“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就是这个意思。在对理想人格的描述中，圣人的心体是一面最干净的镜子，有最强的综合理解和领悟能力，能够近乎完全客观地反应和处理外界的信息，从而能够得体地处理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事物。王阳明常用“虚灵不昧”来形容明亮富有智慧的心本体，拥有“虚灵不昧”的心体就可得以“众理具而万事出”。可归纳出的道德原则是人人都有可以掌握的，也是日常人际交往的指导。如果说道德原则是社会交往的规则，那么智慧常常可以使人在不逾越规则的状况下更好地利用它，来处理许多规则没有尽然描述过的状况。

中国人学习还有一种很重要的方式，就是体悟。做圣人也一样。悟这种学习方式很难通过语言说清楚。凡人“立志”而“得志”，是悟道的结果。王阳明也是在立志后，在生活中悟道。王阳明从三个层次的描述了做圣人的“悟”是什么，分别是常人的高峰体验之悟、整体知识结构认知的贯通之悟和对心本体的体悟。

第一层次是常人的高峰体验之悟，是任何常人都可以体会到的“悟”之感受的最初级层次。这种感受来自于内心意识与外物产生的和谐共鸣。主客相参的快乐根源正是心气与物气的同质相感。赏花时人人都懂花的美，春日山谷溪流边的花丛让踏青者心生快慰，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此时花和人相应和，赏花者的快乐由花朵和人心共振而来。通过训练，人可以在更高层次上悟道。

第二层次是整体知识结构认知的贯通之悟，我们也常常称之为灵感。人们对外部世界分析总结学习得来的理论知识总是零散而琐碎的，当在某一领域的零碎知识积累到一定的体量，如果没能对其整体领悟，那么脑中的沉积之感仍会使人无法茅塞顿开。当人们能够将琐碎零散的知识盘活成整体的理解，那么胸中定会有豁然开朗之感，王阳明形容为“胸中渣滓浑化，不使有毫发沾带”，这种豁然贯通就是灵感的初级体现。

悟道的第三个层次是对心体的证悟，就是用心来认识心。中国明体达用的圣人之学，先明体存养，继而以达用功夫证成，不断操持，最后才能成就王阳明《年谱》中记载的龙场悟道一案：“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谓释家所谓见性是如此”。开悟之后，修圣的路并不是就完满了。一旦体认到心体，无论多么依稀隐约，那都是真正的“圣胎”“幼芽”，一定要对初见的心体专心致志，“如猫捕鼠”，“如鸡伏卵”，坚持在日用人伦中养正，即《传习录》中所言“涵养本源”。

这种中国式的悟道，和西方格式塔心理学的“顿悟”说不谋而合，东西方哲人对人类意识思维的思考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格式塔心理学所基于的理论背景是“场论”。所谓“场论”即人的思维意识与外部物质世界组成一个“心物场”，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并非单向度的人主观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学习，与之相反，人的先验认知能力“经验的原始组织”对外物认知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个结论由著名的黑猩猩实验得出。

苛勒将大猩猩关在笼子里，在笼子外放置了大猩猩喜爱的水果。水果所在的位置大猩猩无法伸手获取，必须使用工具。苛勒在笼子里一并放上可以供大猩猩获取水果的长杆、箱子等工具，想看看在未经事先学习的情况下，猩猩能否通过整体情境下内发性的认知明白如何解决问题。实验结果是最终猩猩能够自行使用工具拿取水果，并不需要经过学习。这一结论后来通过格式塔学派的后学继续以更加明晰的实验证明之后，最终得出了“人只有通过先验直觉才能掌握事物本质”的结论，这一过程也被称作“顿悟”。顿悟得到的智慧成果可以举一反三地推广，具有普遍性。格式塔心理学的顿悟与和王阳明的“悟道”“成圣”极其相似。在格式塔心理学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人和物共同组成的情境中发生，这种“心物场”就是王阳明“事上磨练”的事。而人对问题本质的领悟来自于内部思维的直觉，也即王阳明所说的应对难题的智慧。顿悟普遍可迁移，正对应了王阳明所言智慧的根源性。

（三） 《传习录》中的“致良知”

我们在上文说过，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都有。所以，他提出“致良知”的目的，就是让人明白如何才能使良知复归本体，获得良知所包含的道德和智慧。致良知的具体过程，一在“致”，通过行为完成儒家的修身实践，即朱熹的格物致知中延续下来的以道德格物的处事之法；二在“良知”，达成心体良知的运用，也就是阳明心学吸收禅宗静定之法衍生出的心学智慧、心体功夫。要做到人心复归本体，需要下功夫。这两种功夫需要在生活中得到长期的实施才能够起到作用。

关于“致良知”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是“知行合一”。 “知”就是坏事想了就是做了，一个坏念头不要有。“行”就是好事的道理懂了不算懂，做了才算懂。这两者结合，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原话，是“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第二是“格物致知”，偏向“事上磨练”。“格”是动词，意思是“正”，格物就是处理事事物物时“去其不正，以全其正”，依靠人的意志力去除人在道德范围之外不合理欲望，使得人心回归天理良知所固有的道德轨道，这样人就可以依照道德原则来处理每件事，在对一切日常行为的修正中培养人正确的为人处世习惯，故而达到修身的目的。

人在社会生活中，因为私欲的沾染行为必然会有不完善的地方，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在面对利益、个人情绪和道德的冲突时的每件事都都做好。比如去买东西，收银员多找钱了，要还回多余的部分吗？匆忙时把别人的东西弄倒了，应不应该扶起来？任务很赶做不完，能不能抄袭？把每件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考验都按照道德原则来完成，就是“事上磨练”，就是“格物”。

“致良知”的真谛在于，在人生中不间断地自我要求、自我完善。人们在良知指导下的道德实践上尽己所能止于至善，于静在意识上正心诚意，于动在人伦日用上尽善尽美，直到达到“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这一圣人的境界。“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功夫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则平日至所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夺”王阳明把中国文化中对人的道德要求做了更加具体的规定，给出了更加具体的实践指导。

（四）静坐

静坐是另一修身方法，也利于“致良知”成圣人。在《传习录》中，良知智慧指向体验生命的功夫。“一友自叹:‘私意萌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阳明）曰‘你萌时这一知处，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工夫。’”人能分辩脑子里出现的念头是否是超出合理范围的私意，这种让判断力就是“命根”，就是“心性本有的昭明灵觉的功能”。阳明一再强调的“良知”的认识功能是人的智慧本身。

中国人常说静能生慧。“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有的人天生拥有灵明的本心却没能拥有智慧，是心体之气不够静，这时可以通过静坐来涵养心气，增强智慧。要使得心气变得清澈，就需要从心的状态上入手，让心气变得平静。就如同浑浊的水静置沉淀就会变得清澈，人心也是同样。上面提到，儒释道各家对于心体的描述，都是安静、干净，像一面镜子。心像干净的镜子，可以让脑子更清楚，处理信息更全面，让人更聪明。王阳明所取之法是“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也就是静坐，使得智慧“穷神知性，妙用不穷”。王阳明的心学吸收了道教南宗和禅宗。心学智慧的妙用虽神，但是在拥有智慧的贤者眼中并不是什么神迹，不过是依“本分行持”，达到人人本来应当达到的状态罢了。

四、《传习录》思想对我们普通人生活的帮助

良知可以让人感到快乐，可以使得身心健康。圣人之仁不是用以谋取现实生活中的利益，也非出于社会规则对人的制约，而是人自身心灵的需要。“‘乐’是心之本体，虽不同于七情之乐，而亦不外于七情之乐。虽则圣贤别有真乐，而亦常人之所同有。”因良知发用而带来的“觉之乐”和凡人的七情私欲流行带来的“迷之乐”而有所不同。一旦人认定了善良和爱他人是人的本性，那么有道德地生活就不会让人觉得是在守规矩，而会让人体会到帮助别人的快乐，感受到人际关系和谐的快乐。身心合一，人觉得快乐了，就吃得好，睡得好，身体就好。能够拥有这样的智慧，也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

此外，扩充良知、学为圣人还可以帮助我们取得事业成功、让家庭美满幸福。当我们复归良知本体，善待他人，在生活中工作伙伴觉得我们真诚靠谱，更乐意合作，事业更加顺遂。心体明净，脑子清晰，可以在决策时做出更正确的判断，这正是许多企业家喜爱学习《传习录》的原因。学做圣贤还可以让我们在处理家庭问题时也游刃有余，又能孩子树立榜样，家庭就可以更加和谐兴旺。所谓普通人的内圣外王，就是可以这样获得幸福人生。

                                                  厦门大学 李唯希